雨果在《九三年》里写过这么一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当然这书我是很久以前读的，里面是否确有这句话也全无印象，只不过是最近知乎又把这句话像捧臭脚一样地又给捧了出来，还让高林之流的“开明知识分子”对着“魔怔左人”输出了一番“共情”“人性”“良善”（天可怜见，我虽然这句话是在阴阳他，但是他狂暴轰入入关小粉红的时候真的很开明），这才让我记住了雨果的这句名言。那我也用这句话来开始我的这篇文章，“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只不过还要加上一点点列宁式的改编：是谁的人道主义？是哪个阶级的人道主义？

《长津湖》无疑就是这样的一部人道主义大片：仿佛只要没有战争，就没有斗争，没有矛盾，没有饥饿，也没有革命；大家一同其乐融融地共同生活互相理解，就好像“伟大领袖”墨索里尼的名言一样——“共同生活在法西斯大家庭里”。这里的“人道主义”四个字应当被转写为其同义词，正好也是四个字：告别革命。

只是如果从这般人道的角度来审视朝鲜战争，把阶级斗争的变作人道主义的，把国际共运的变作民族国家的，那总是有无法缝合的剩余。就比如说像《长津湖》这种电影，他会告诉你志愿军将士们有多么英勇无畏，但是总是不会告诉你他们为什么英勇无畏，是为了什么而英勇无畏。电影不会告诉你的是，早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前，李承晚政权就已经有怎么剿都剿不干净的游击队，怎么抚都抚不下去的起义，还有像还乡团那样的大屠杀。电影同样不会告诉你的是，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金日成与朴正熙白善烨早就分属东北抗联与伪满洲国交过了手。电影还不会告诉你的是，甚至不需要挑起或者参与到这一场战争中去，中国人与朝鲜人难道不是早就已经在这场战争中，早就已经在这场全东亚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了吗？无论是在广州起义还是渡江战役……正是因为电影（或者说，当下的人）完全的忽视了这一点，把朝鲜战争作为整个东亚无产阶级革命的面相给丢掉了，转而用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叙事来解读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很有效，意识形态确实被缝合了起来，但时不时也会遇到缝合失败之处，怎么扯也圆不回来的剩余——于是我们就得到了意识形态的溃败，一摊臭狗屎。

从今天最流行的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是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韩国一直都是军政府，为什么直到九十年代才落后于朝鲜。同样无法明白为什么一群大字不识的农民军与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可以撵着装备最牛逼的联合国军打。以及最难以理解的，为什么会有我们今日的症候：冰雕连。今天的人们为了拼命解释这个怎么解释都解释不上的意识形态的溃败之处，而发明了两套话术：一套是小粉红的话术，他们把志愿军解释为注射了革命英雄血清的汉利安超人；另一套是古墓派公知的话术，他们把志愿军解释为邪恶的东方专制主义装备了心灵控制塔的结果，是洗脑出来的。而这两套话术其实是同一套话术的正反两面，在一张名为“告别革命”的纸上，正面写着小粉红，反面写着古墓派公知。在最近罗昌平的新闻里，这个荒谬的逻辑达到了顶峰：一个告别革命的古墓派公知看到冰雕连大笑不已，“哈哈哈哈，太沙雕了，他们一定是被邪恶的东方专制主义用心灵控制塔洗脑了，正经人谁会那么傻逼”；而同样告别革命的小粉红们的反击则更是重量级，“你这混账家伙，你侮辱了传承荷鲁斯大战帅超级血清的汉利安超人，我要求你立即道歉”。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个可笑的搏斗中体现的不过是一种小市民大战另一种小市民，一种人道主义大战另一种人道主义——这场决斗我知道结果，最后小市民赢了。

因此真正严肃对待这段历史的方法还是要重新回到东亚革命战争的视野中，回到马克思的名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去。否则这些可笑的电影只不过是高高在上的小市民们的手淫道具。他们居高临下地俯视那些因为没有“人性”而被开除了人籍的人形动物们，“瞧啊这群魔怔左人，他们连良善、德性、共情与人道主义都不懂，他们是多么的可笑啊”，一边迎着阳光掏出自己的良善、自己的德性、自己的共情、自己的人道主义，还有自己的阳具，开始打手冲。而至于那些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小市民们心善，自然是见不得这些的，这就是所谓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也因此，人道的、太人道的小市民，其实实质上是告别革命的、太告别革命的，也就是反动的、太反动的。人道主义也必须回到这篇文章的开头，用那个列宁式的问题来重新审视：是谁的人道主义？是哪个阶级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