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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文学的三个阶段

求求你们不要再整什么“《人间尼哥》作者大宰种”啦

太宰治的作品大致上,都可以划拉进三个阶段里面去。

从昭和2年,也就是1927年开始的几年时间里面。太宰治经历了他人生中的种种波澜壮阔,他与艺妓相识相恋,被家族给逐出家门,他参加了左翼运动尔后又退出,最后是殉情自杀未遂。这个时期是他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时期。

他在这段时间里面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波澜壮阔,这换我我也大彻大悟领悟什么人生五十年如露亦如电流转无常万物皆空了。也就是这种经历,才塑造了这个时期的文学家。

值得称道的是,太宰治这个时期有个小说叫《二十世纪旗手》。这部小说在中国不有名,但是里面这句副标题生まれて、すみません倒是鼎鼎大名,大名到什么地步呢,在中国的每一部《人间失格》都会在封面上写一句的地步,其实这句话并不太宰治也不《人间失格》,是引用来做题词的。不过好在这也不怎么丢人,虽然印错了书,好歹主旨没怎么错。怎么也好过现在年轻的二次元听说《萤火虫之墓》这部电影的时候,总得拱拱手说一句宫崎俊老先生巨作,久仰久仰。

太宰治创作的安定时期,得从他结婚开始算。他结婚是昭和13年,也就是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的那一年。世界大战一开打,这太宰治的文学创作就安定了(笑)

作家结婚,很有意思。有的作家结婚,那就是深渊的开端。列夫托尔斯泰的婚姻是他一生痛苦的来源,菲兹杰拉德的婚姻让他好好体验了一把什么叫鲜花着锦烈火煎油的繁荣背后隐藏着幻灭,文章憎命达嘛,他要是不体验幻灭,那绝对写不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巨著的,写写美国版小时代就顶天了——事实上他的出道作《人间天堂》,也差不多就是小时代威力加强版嘛。

总之,在结了婚之后,太宰治迎来了创作的安定期。这个时期的太宰治精神也正常了不少,开始有志于作为“市井的小说家”进行创作。《奔跑吧梅洛斯》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可以说是充分地发挥了他纤细而又多彩的文学天赋。

我先前说太宰治结婚的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而这对于地处远东的中国和日本而言,这已经是战争的第三年了。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开始,到1945年的日本投降为止,战争这个主题在太宰治的小说中是缺席的。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太宰治和志贺直哉一样,是因为反对战争,所以才不上前线,也不书写战争。当然志贺直哉更加极端一点,战争期间直接就封笔不写了,谷崎润一郎就没那么极端,他照样写,只不过也不去歌功颂德,写写日本的传统之美,写写《细雪》。而太宰治则更加温和,他会写一写日本国民在枪炮之后的生活。至于真要站出来就写反对战争,学与谢野晶子写什么“ 吾弟切勿去送死,君王消遥复消遥。让你替他去洒血,让人殉在虎狼道。”那被抓住了可是要杀头的。总之,一般认为,太宰治在这阵子不写战争是因为反对战争。当然,也有人认为,太宰治其实是一个隐藏的国家主义者。要不然他怎么又客串了一把天皇的御用文人去写了篇《惜别》呢。

如果按照前一种解读来解释的话,那么《奔跑吧梅洛斯》这篇文章,讴歌的友情、名誉、牺牲、诚实、尊严等等的美德,其实都是在阴阳怪气地膈应日本所进行的这场不义的战争。席勒的原作《人质》写于1799年,欧洲打拿破仑战争打的如火如荼,想来也是差不多意思。而如果按照后一种解释来解读的话,《奔跑吧梅洛斯》就是在为前线将士打气,讴歌的美好品质实际上都是在给武士道吹牛逼——尽管武士道这一在当时的日本人人都很推崇的美好品质实际上是直到明治时期才被发明出来,是没有传统的传统美德。

日本战败后,太宰治的文学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太宰治一扫战争中他美妙而多彩的文风,精神再度变得不正常了起来(咦)。他在这个阶段所创作的小说中对于战后民主风潮中的众生相多加嘲笑。战争中大家都一个赛一个狂热一个赛一个爱国的,战争之后就摇身一变说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说日本是最先被法西斯主义所腐蚀的国家,那之后才轮到法西斯侵略中国,说战争都是天皇和战争分子的错。这种说法也忒不要脸。你们看《美国队长》里面发明超级战士血清的德国教授这么说,那是因为他老人家是冒着枪林弹雨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自然有资格说自己的祖国最先被法西斯侵略,日本人凭什么能腆着老脸这么说呢。

加藤周一也骂说嘛:“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就是这么个道理。不过他老人家是个明明白白的大左派,揭起家丑自然是更痛快一点。这叫什么,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啊(笑)

太宰治把他的这种讽刺与嘲笑注入了他这个时期的小说中,才有了无赖派小说的叫法。中国读者很熟悉的《人间失格》和《斜阳》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昭和23年,也就是1948年,太宰治在玉川上水——一条沟渠的名字——里投河殉情。这是另一位同样选择在沟渠中结束生命的文学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杀后的第七个年头。也许正如太宰治本人在他的小说中所言,“恥の多い人生を送ってき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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