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尼斯的“原子化”理论在当代

人们因为孤独而社交，因此要解释互联网时代的搭子社交，就需要解释孤独的问题。因此问题在于，人为什么会孤独？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他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论述了两种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类型，也即共同体（Gemeinschaft/Community）与社会（Gesellschaft/Social）。其中共同体指的是建立在共同自然情感基础上的联系紧密的、排他的社会联系或者共同生活方式。这种社会联系或者生活方式生产关系紧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共同体。共同体包括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类，分别建立于家庭（宗族）、小型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思想的联合体（师徒关系）之中实现。而社会则与之不同，“社会是公共性的，是世界”。社会产生于众多的个人之间行为与思想的相互协调，其诞生的基础是个人的思想与意志，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个别性”。社会虽然也是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就像是在共同体里一样和平共生，“但是，基本上不是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由此，社会的组成就成为了一种“原子式”的组成，而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传统共同体的崩解的过程也就成为了一种人类个体愈发“原子化”的过程。¹

滕尼斯的著作发表19世纪尾巴的1887年，而今天已经是21世纪，是互联网的世纪，是“话语网络2000”² 的世纪。滕尼斯追随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脚步所预言的每个人都将别的人视作完成自己目的的工具的社会已经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达，而在21世纪重提“原子化”是否有必要？难道我们每个人不是已经在信息高速路上实现了互相连接，难道我们不是已经在“再部落化”的“地球村” ³ 之中实现了共同体的否定之否定吗？难道说在今天得到了充分发展的社交媒体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躺在舒适的床上，穿着睡衣与拖鞋，访问社交媒体来接受来自五湖四海全世界人民的点赞与评论，难道这不足以缓解现代社会的孤独吗？

答案是否定的，当代人的孤独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的减小，倒不如说恰恰相反，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反而更深地陷入了孤独之中。在一项针对美国青年人群的研究中，使用社交媒体频率最高的人群同时也体验到了最高的孤立感。使用社交媒体频率最高的25%和最低的25%的人相比起来，前者感受到社交孤立的可能性是后者的两倍 ⁴ 。此外，另一项对于美国和冰岛的青少年的研究中表明，对社交媒体的投入程度与心理不健康的程度呈正相关 ⁵ 。因此，滕尼斯的“原子化”问题非但没有在数字时代得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反而是在技术环境之下被重新提出、被过度实现了。

社交媒体与控制论机器

要解答为什么滕尼斯在19世纪提出来的“原子化”在今天仍然适用的问题，有必要考察今天的互联网环境，有必要考察互联网时代下的人如何凭借互联网进行相互连接的问题。而要考察这个问题，则必须要考察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看似提供了一种与地球上的任意一人相互直接连接的可能性，但是巨大的可能性背后所带来的却是一种“分析瘫痪”——当面临的选择过多时，人们会因为过度思考而反而无法做出选择。

甚至，这种选择也不是真正的选择：在这种选择中，活生生的人被阅读量和关注量的算法取代、被身份标签和MBTI取代。马克思的“早上打猎，下午捕鱼，黄昏畜牧，晚上从事批判” ⁶ 被扭曲为了“早上看见兔友在转发日本废水，往右划一下；下午看见神友在转发郑州打人，往右划一下；傍晚看见上海小偶像，往右划一下……”这里并没有真正的选择发生，因为诸种选项不过是同质的无意义重复，就好像苹果与微软、可口与百事，只不过是一种“我有得选”的错觉。在这种选择背后所掩盖的秘密则是：这种自由选择恰恰只不过是毫无自由的一种伪装。⁷

德勒兹在1990年发表的《控制社会》后记中将控制社会定位为福柯所论证的18-20世纪的所谓“规训社会”的下一个阶段。控制社会不同于以管控、幽闭和强迫为特征的规训社会，恰恰相反，控制社会恰恰处处充满了上文所述的所谓“自由选择”。控制社会并不试图强硬地扭转你既定的选择，而是通过在你接触系统所不能容许的行为之前就进行排除，把选项限缩在容忍范围之内。规训社会最典型的意象是一座四面是围墙的监狱，囚徒在不断被强迫着进行的劳作中把狱卒施加于他身上的纪律内化到体内。而控制社会则相反，控制社会最典型的意象是一双数字化脚镣，这双数字脚镣将会采集囚徒的所有数据，包括个人习惯、生理需求、人类欲望、激素波动等等。随着收集的数据的增加和对于数据的深入分析，囚徒的行为变得是可以预测甚至是可以诱导的，监狱的围墙也就不需要了，强迫也消失了。⁸

社交媒体就是控制社会在互联网的道成肉身。在微博和推特上，时间的观念被取消了，呈现给用户的“第一屏”并不是关注者按照时间线排列从新到旧的推文，而是混合了关注者和大数据认为你可能感兴趣的人近几天内的推文的乱序排列，这样子可以保证你在页面上每次下拉刷新都可以看到新的推文；这一点像极了赌场，通过关窗阻止阳光和不间断提供的小零食取代正餐来摧毁人的时间感，并且与俯拾即是的各种娱乐设施一道，共同组成了一场没有谢幕的嘉年华。此外，“点赞”的设计同样也是控制社会的一例，平台并没有强迫你必须要发能为平台带来广告价值，但是通过“点赞”这个小小的设计，用户会自己逼迫自己去发更加能获得点赞的内容，否则就一直发。而“未读红点”这个设计也是一样，尽管并不强迫人把时间全部用在社交媒体上，每天看不够八小时社交媒体就枪毙，但是这种引发焦虑的设计却诱导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刷新回复列表清空红点，时间就在自己的选择中耗费在了社交媒体里，哪怕现在没有红点，你也依然意向着它。通过对于控制论系统的操纵，用户心甘情愿地为平台带来了广告价值。手机在这里并不像许多学者断言地那样成为了圆形监狱，而是斯金纳箱。

孤独的问题在这里被重新却认为了问题，在社交媒体这台控制论机器中，人的孤独感被操弄、激发和强化，最终成为反馈的循环。人因为孤独而选择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社交，却因为社交媒体而愈发孤独。

那么，打破控制社会的钥匙在哪里呢？对于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而言，要义在于打破虚假的选择，给出不存在的选项。⁹ 就好像是在面对“Coffee or tea?”的问题时回答“Yes, please”一样 ¹⁰。问题就在于，所谓的“搭子社交”，从线上转移到线下的社交模式，是这里足以打破虚假选择的不可能选项吗？

社交媒体对线下世界的殖民

凭借常识可以知道，是线下的物质条件支撑了线上的虚拟世界的存在，因而线下的搭子社交相较线上的社交媒体社交，不仅在时间上是先在的，在逻辑上也是更加原初的、根本的。但是事情真的如此吗？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地租的起源给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叙述。众所周知，地租是一个自古以来的，远远早于资本主义的诞生而诞生的东西。但是马克思却没有遵循这种历史的路径，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中讨论地租。而是反常地，从剩余价值的定义出发，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中把地租给“演绎”了出来。就仿佛地租不是一个自古就有的、自然传承的东西，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才被凭空设定的东西。这个理论路径恰恰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一种“主人能指”¹¹ ，那些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就存在的上个时代的遗留物只有在被资本主义的逻辑所殖民之后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而其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存在样态则是无关紧要的东西罢了。 ¹²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前现代的文献中找到当代“搭子社交”的影子。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中记叙了苏轼在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难以入眠，去寻找好友张怀民一同夜游，“相与步于中庭”，这难道不就是一种在当代搭子社交诞生之前的原型搭子社交吗。但是同样地，追寻马克思论述地租的逻辑，社交媒体如何以其自身的逻辑殖民了线下的搭子社交本身才是值得关注的事情，而搭子社交在没有社交媒体的古代是怎样的东西则是无关紧要的。

在这个背景下再看搭子社交，就会发现搭子社交非但不能提供一个使用线下社交超克社交媒体的可能性，倒不如说是恰恰相反，搭子社交总是-已经被社交媒体的逻辑所殖民。不仅组成搭子的拍档来源于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而且搭子的组织逻辑——一种强调临时、因特定事件而设立、不考虑下一次的临时性社交——也完全是按照社交媒体的逻辑组织起来的，参加一次搭子和在社交媒体上给关注者点一次转发并且写二十个字的评论没有太大的区别。线下社交不再是那个成为支撑线上社交的基底性的存在，反而线上社交才成为了那个本源的存在者，而线下社交成为了装配在其上的一个赘生物。如果社交媒体也有智慧，恐怕他也会著书一本：《理解人类——论社交媒体的延伸》。

既然搭子社交并不具有线下社交颠覆社交媒体的潜力，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举手投降，听凭被控制论机器禁闭的未来呢？倒也不尽然，齐泽克会说，这里恰恰存在着一种事件，在事件中，结果超出了其成因。¹³ 搭子社交中蕴含着这种事件的可能性吗？直接给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倒不如说只能希望。“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 ¹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