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夏埃尔·海因里希 | 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三卷与马克思的原始手稿

摘要

1993年，马克思写于1864-65年的手稿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译者注：原文为MEGA，实际上指的是MEGA2）的组成部分得以公开，而这份手稿正是恩格斯编写《资本论》第三卷的底本。因此，我们现在得以将原始手稿与恩格斯出版的版本加以比较。这一比较揭示出：尽管恩格斯本人声称其编辑工作仅限于如实呈现马克思的著作，但他实际上对文本作出了重大修改。对马克思文本的改动包括：标题的设计、小标题的插入，以及文字的移位、删减与增添。这些改动对文本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尤其体现在危机理论、信用理论，以及资本主义与商品生产之间关系等方面。马克思的思想远比恩格斯编辑后的版本所呈现的更具矛盾性，也远未发展成熟；而这些材料是否足以完成《资本论》，本身也是令人存疑的。无论如何，未来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必须转向MEGA中的原始手稿，而非恩格斯编辑的第三卷。

1894年，恩格斯从马克思的遗稿中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距第一卷初版发行已过去二十七年，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终于宣告完成——至少就其“理论”部分而言如此，因为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曾计划撰写第四卷，即一卷理论史性质的著作。¹

第三卷自出版以来，便持续引发了围绕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激烈争论。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利润率下降问题、危机理论、信用体系分析——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资本论》第三卷的各个部分。于是，一个问题很快被提了出来：恩格斯在编辑手稿的过程中，究竟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多大程度的干预？（例如，Gide and Rist，1913，514）。²

作为恩格斯编辑的主要依据的那份1864-65年手稿，于1992年首次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一部分得以出版。由此，以下两个问题在百年之后得以首次被加以审视：①恩格斯在编辑过程中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干预程度如何，又对文本内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写作上，实际上推进到了何种程度？³

一、关于恩格斯编辑工作的既有认识

马克思逝世两年后，恩格斯已从其遗稿中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在该卷的序言中，他谈到了尚待出版的第三卷： 本册的出版准备工作正在顺利推进。就我目前所能判断的而言，除少数但极为重要的章节外，主要将面临的是技术性困难。（《资本论》第二卷，第5页）

鉴于上述表述，人们自然期待第三卷能像第二卷一样迅速出版，然而实际上又过了整整九年，第三卷才最终完成。在此期间，恩格斯曾多次——主要通过书信——宣告该书即将出版。考虑到从着手编辑到正式出版之间漫长的时间跨度（即便将恩格斯承担的其他事务考虑在内），可以推断，整理出版这份手稿耗费了他极大的心力。问题由此而来：这些心力究竟投入在了何处？

在最终出版的第三卷序言中，恩格斯就自己的编辑工作作了说明。他将马克思的手稿定性为极为"不完整的初稿"：

各部分的开头，通常写得相当认真，甚至在文体上也经过了润色。但越往后，手稿便越是粗疏残缺，其中穿插的对各种旁生问题的游离讨论也越来越多——这些问题在论证中应处于何处，都留待日后再行决定——句子也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记录下来的不过是思想在萌芽状态中的原初形态。（《资本论》第三卷，第2页）

关于自己对马克思文本的编辑工作，恩格斯写道：

我将编辑工作限定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凡手稿已足够清晰之处，我都尽力保留初稿的原有风貌……凡我的改动或增补超出了编辑的职责范围，或者我不得不根据马克思提供的材料得出属于我自己的独立结论——即便这些结论尽可能忠实于马克思的精神——我都将相关段落置于括号之内，并附上我的姓名缩写。（《资本论》第三卷，第3页）

上述表述意味着，恩格斯已将自己对文本的所有干预（除那些“未超出编辑职责范围”的部分外）都加以了标注。然而，在随后对各章节的逐一说明中，他列举了大量他所做的文字移位、增补、压缩及类似改动——尤其集中于第五篇——他甚至将整整一章拆散，将其内容分散并入其他章节。但他由此“成功地将作者所有相关论述都纳入了正文”（《资本论》第三卷，第6页）。在同一处，他还写道：

“当然，为了保持行文的连贯性，这不可避免地需要我作出相当数量的插补。这些插补，凡非纯属形式性质者，均已明确标注为出自本人之手。”（《资本论》第三卷，第6页）

这一表述明白无误地说明：恩格斯绝非对自己所做的全部插补与改动都一一加以标注。序言对这些改动的实际范围未提供任何线索，然而可以推断，它们绝非无足轻重。

恩格斯为《资本论》所撰写的补编同样表明他作出了相当大幅度的改动。在补编中，恩格斯写道，他曾力图“消除理解上的障碍”，并“将那些在文本中未能得到充分彰显的重要方面更加突出地呈现出来”（《资本论》第三卷，第890页）。由此可见，恩格斯本人是有意通过修改原稿，来向读者传达他认为重要的内容。1889年7月4日致丹尼尔逊的一封信，也揭示了他所进行的改动之规模。恩格斯写道：

但由于这最后一卷是一部如此伟大、无可置疑的著作，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以一种能够清晰而生动地呈现整体论证脉络的形式将其出版。然而，鉴于这份手稿的状态——一份时常中断、残缺不全的初稿——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W第37卷，第244页）⁴

总体而言，恩格斯对自己编辑工作的自我表述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声称自己只作了细微改动；声称他尽可能地保留了“马克思自己的文字”（《资本论》第三卷，第889页）；声称他不想消除文本的草稿特征。他的编辑工作的确表明，第三卷绝非一部“完成之作”，因此理应期待他对马克思手稿进行审慎而克制的编辑处理。然而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为了厘清“整体论证脉络”——或者说恩格斯自己所认定的论证脉络——他必然对文本作出了大量未向读者说明的改动。因此，他在编辑上不可能像他所声称的那样保持了充分的克制。

他对自己编辑处理方式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显然是其内心本身存在矛盾意图的外在体现。一方面，他希望保留马克思手稿未竟的特征，向读者呈现一个真实可信的文本；另一方面，他又希望使文本更易于理解（尤其考虑到此书重大的政治意义），并希望最重要的论点不是通过注释，而是直接通过版本本身得到彰显。然而，这两个目标、忠实性与可读性之间是相互排斥的。

二、恩格斯文本改动概述

将原始手稿与恩格斯版本加以比较——而这种比较直至今日才刚刚成为可能——结果表明，几乎每一页原文都存在未经说明的改动。马克思所写下的文字，几乎没有哪一段落得以原封不动地保留。恩格斯的改动并不局限于"文体"层面，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类：⁵

（一）标题与小标题的设计，以及手稿的结构

就连手稿的标题也被恩格斯加以改动：恩格斯将“Gestaltungen des Gesamtprozesses”（《总过程的各种形态》）改为“Der Gesamtprozess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从而使其与第一、二卷的标题形成呼应，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原标题中所蕴含的某种开放性与模糊性也随之消失。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若要与前几卷的标题保持关联，标题中提及的是否应该是“再生产”而非“生产”？^{6 7}

恩格斯还对文本进行了细致的分节处理。原始手稿仅被划分为七章，几乎没有任何细分。恩格斯将这七章扩展为七篇，下设52章及若干小节。许多结构上的切分以及大部分标题均出自恩格斯之手：马克思的文本共有34个标题（另有五处仅以编号标注的结构要点），而恩格斯版本则包含多达92个标题。

文本的编排方式与所采用的标题，显然会深刻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尤其当该文本尚未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仍属粗疏草稿之时。将这些材料归并为章节、插入各种标题，草稿的特征便由此被遮蔽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读者由此再也无从判断，手稿中的“阐述”（presentation）在哪个节点转变为了“探究”（inquiry）。然而，阐述与探究之间的区别，对于马克思自身的方法论自觉而言具有核心意义。在马克思那里，“阐述”并不仅仅意味着对最终结论的或繁或简的汇集，而是要求通过对范畴的正确呈现、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来表达所阐述的各种条件之间的实际关联。对于马克思而言，寻求一种恰当的阐述方式，本身就是其探究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完整阐述与不完整阐述之间的差异，被恩格斯强加于文本的结构所掩盖了。此外，恩格斯还试图通过删节与过渡性语句来加强文本的连贯性。读者无从得知，马克思手稿的相当大一部分仍是开放的、悬而未决的。恩格斯向读者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答，却没有告知他们问题本身的存在：恩格斯所给出的解答，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看似大体完整的马克思式阐发。⁸

（二）文字移位

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中大量段落进行了移位处理。被移位的内容涵盖句子的局部、较长的段落，乃至整个文本群落的重新编排，如第五章（即恩格斯版本中的第五篇）即是如此。

在此有必要提及恩格斯的一处严重失误。马克思本打算以“1）三位一体公式”作为其第七章“收入及其来源”的开篇。恩格斯认为自己找到了与此相关的三个独立片段：两个较短的片段被他标注为Ⅰ和Ⅱ，一个较长的片段被标注为Ⅲ。最后这个片段中还存在一处缺口，恩格斯已向读者作了说明。然而，拉里萨·米斯凯维奇与维塔利·维戈茨基（1985）在MEGA相关卷册出版之前，通过对手稿的精细分析，得以证明：这并非三个相互独立的片段——恩格斯标注为Ⅰ和Ⅱ的那两个片段，实际上构成一段连续的文字，恰好填补了片段Ⅲ中的那处缺口。⁹

（三）文字删减

恩格斯对个别词语、句子片段，乃至整段文字和较长篇幅的段落作了若干删除处理。这些被删除的内容，只有一部分属于重复性表述；有时被删去的是实质上举足轻重的论述，例如关于从第一章过渡到第二章的思考（MEGA II.4.2，第282-283页）即是如此。

（四）文字转换

恩格斯改变了许多文本段落的层级与性质：脚注被并入正文，正文中大量括号被删去。马克思的大多数强调标记遭到删除，恩格斯则在若干处引入了他自己的强调标记。括号的删除尤为值得关注：括号内的文字，究竟是对当前论证的补充说明，还是一处本不该插入于此的旁注，抑或是一段尚不成熟的初步思考，往往并不能一概而论。然而，这些差异在恩格斯的处理下全部消失了。举例而言，那段关于群众贫困是“一切真实危机的最终原因”的著名论述（《资本论》第三卷，第484页）——该论述常被援引为马克思著作中存在消费不足理论的佐证——恰恰就是括号内的文字，却被恩格斯并入了正文。此外，恩格斯还对文本作了语言层面的改动，而这些看似仅属“文体”范畴的转换，不知不觉间便演变为了内容层面的重大改动——例如将“生产方式”替换为“生产”（《资本论》第三卷，第484页；MEGA II.4.2，第540页）即是一例。

（五）文字插入与文本扩展

除那些明确以姓名缩写加以标注的插入内容外，恩格斯还作了大量未经说明的插入。这些插入涉及个别词语、句子片段、过渡性语句，以及对文本的解释性说明，甚至可以发现对马克思文本的软化处理与保留性表述，将其改写得更为保守或留有余地。其这些改动中，对马克思方法论论述的改动对于理解文本尤为关键，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详加探讨。

（六）次要改动

这类改动包括：文本压缩（恩格斯对马克思某些表述繁复的段落进行了概括提炼）、术语替换、（狭义上的）文体修改（如将英语借词替换为其他表达）、数学例证的改动、替换与删除，以及参考文献与引文的订正（及其翻译处理）。

以上概述已足以表明，1894年版本是对马克思手稿的一次大规模改编，而恩格斯并未将其改编的真实范围如实告知读者。上文已就这一改编对原文意义所产生的影响作了初步勾勒，以下将对此作更为详细的阐述。

三、恩格斯版本所造成的诠释障碍

（一）危机理论

马克思并未对其手稿第三章——即论述“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部分——进行结构化处理。恩格斯将其版本中的对应部分划分为三章（第十三至十五章）：前两章遵循了马克思的论证脉络，原稿中这两部分的阐述也相对完整充分。此后，马克思的章节逐渐演变为大量评注、补充与论证思路的堆积，形式上粗疏残缺，尚未加以整理。在这一节点上，马克思的阐述已不再具有系统性。然而，恩格斯为这部分材料拟定了一个颇具误导性的章节标题（“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引入了额外的层级结构，插入了各种小标题，并通过删除段落和去除括号来增强文本的连贯性，从而使原始手稿中的这批材料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升”。事实上，这一由恩格斯创制的第十五章，常常被视为一套以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为基础的相当完整的“危机理论”。尽管恩格斯出版的文本仍能表明马克思并未留下一套完整的危机理论，但它给人造成的印象却是：马克思留下了一个基本完整的理论框架，只待后人加以充实。

我们甚至至今仍然不清楚，恩格斯所改编的这批材料，是否真的原本要构成一个独立的章节。就后续的写作而言，马克思存在几种可能的处理方式：他或许会尝试将这批材料整理为一个独立章节，直接附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阐述之后；他或许会尝试撰写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独立章节，将信用体系领域的更多材料纳入其中加以整合；他也可能会将所涉及的各种危机现象的阐述分散于不同章节之中，从而回避一套自成体系的危机理论；抑或，他本来就不打算将自己所写下的关于危机的大部分内容纳入《资本论》的三卷之中。上述每一种可能，都可以找到支撑的理由；而随着处理方式的不同，危机理论也将呈现出各异的理论面貌与意涵。

恩格斯不仅回避了呈现诸多可能诠释空间的存在，还在马克思的文本与他本人所偏好的诠释相抵触之时，对文本进行了直接干预。例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过剩生产（恩格斯在此处称之为“资本的过度积累”）时写道：

die nähere Untersuchung darüber gehört in die Betrachtung der erscheinenden Bewegung des Capitals, wo Zinscapital etc Credit etc entwickelt（对此问题的深入考察，属于对资本的现象运动的研究，利息资本等、信用等将在其中得到阐发）

MEGA卷册的编辑者在注释中指出，“erscheinende Bewegung des Capitals”（资本的现象运动）并不属于《资本论》所处理的议题范围（MEGA II.4.2，第1255页）——这一判断是令人信服的。然而，恩格斯却将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改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他删去了马克思的原文，代之以“对此的深入分析见后文”（《资本论》第三卷，第251页）。事实上，后文确实有一些关于资本过剩生产或过度积累的论述。然而，马克思显然认为这一主题在当前的抽象层次上尚无法展开讨论，因而并未赋予这些论述以系统性的理论地位——而恩格斯的文本改动，恰恰将这一立场颠倒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¹⁰

（二）信用理论

马克思原始手稿第五章中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恩格斯至少在序言中就他在这一章里所作移位的规模给出了一定说明。在这一章中，马克思的阐述同样很快转变为一种研究过程的记录，其中包含大量尚未完成的思考。经过恩格斯的编辑处理，再度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基本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剩下的不过是尚未完全完成的阐述问题。

尽管第三章的原有结构在经过恩格斯编辑后仍大体可辨，第五章的重心却发生了彻底的偏移。从马克思的文本来看，这一章的主题原本是生息资本。马克思将这一章划分为六个小节。前四个小节对应于恩格斯版本第五篇的前四章（即《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一至二十四章）。马克思将第五小节命名为“信用。虚拟资本”（MEGA II.4.2，第469页）。恩格斯从这批材料中编出了第二十五至三十五章。在此过程中，他作了大量文字移位，将脚注并入正文，将整整一章（“混乱”一章）的内容分散处理，引入了相当数量的过渡性语句，从而遮蔽了那些马克思的文本已不再是成熟阐述、而只是“探究过程”乃至仅仅是摘录的段落。至于马克思的第六小节（“前资本主义关系”），则对应于恩格斯版本第五篇的最后一章。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结构安排同时也标示着所论述主题的系统性地位；信用被列为生息资本阐述中最后一个（系统性的）子议题。恩格斯却从这第五小节中编排出了整整十一章。由此，不仅因为篇幅上的扩张，更因为对材料的结构化处理方式，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生息资本的阐述不过是信用讨论的一个引论。这一印象甚至渗透到了术语层面：第五篇常常被称为“信用篇”，尽管“信用”二字根本未出现在其标题之中。

在这一章中，恩格斯同样在原文妨碍其自身诠释之处对文本作了改动。马克思以如下一句话开启了“5）信用。虚拟资本”这一小节：“对信用体系及其为自身使用所创造的各种工具——如信用货币等——的分析，超出了我们的计划范围。”（MEGA II.4.2，第469页）恩格斯在此处插入了“详尽的”（exhaustive）一词，将其改为：“对信用体系及其为自身使用所创造的各种工具（信用货币等）的详尽分析，超出了我们的计划范围。”（《资本论》第三卷，第400页）

他此前曾作过一处类似的改动。在马克思手稿的第一章中，“资本的增值、贬值、游离与束缚”这一小标题下，出现了如下一段论述：

本节所分析的各种现象，要得到充分的展开，需要信用体系与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些更为确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1）只有在资本的一般本质得到理解之后才能加以阐述，2）它们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而属于本书日后续篇的内容。（MEGA II.4.2，第178页）

恩格斯在第二句话中插入了“全面地”（comprehensively）一词，将其改为：

“这些更为确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只有在……之后才能全面地加以阐述……”（《资本论》第三卷，第110页）

因此，尽管马克思一再明确声明信用体系的阐述超出了他的计划范围，这一表述在上述引文中却被作了关键性的软化处理。这些插入所带来的后果是：马克思所坚持的一种质的区分——即在已达到的阐述层次上能够处理的内容与不能够处理的内容之间的明确界限——被遮蔽了，并被化约为一个单纯的量的问题：超出计划范围的，不过是“全面的”、“详尽的”阐述，而现有的不那么全面的阐述则仍在计划之内。如此一来，恩格斯便得以将马克思所提及的各类议题悉数纳入《资本论》的正文体系之中——尽管这些议题在已达到的抽象层次上尚无法得到系统性的阐述。在恩格斯看来，这似乎不过是一种顺理成章的补充完善。然而，马克思所追求的那种辩证结构式的阐述——在其中，概念与范畴的正确排列顺序对于理解其意义至关重要——经由恩格斯的版本，已向一种单纯的百科全书式汇编偏移。¹¹

这些区分绝非无谓的咬文嚼字，信用理论的案例便足以说明这一点。就马克思的阐述概念而言，核心问题在于：规制信用的内在规律，是否真的能够在《资本论》高度抽象的层次上加以讨论？抑或，这些规律与若干历史上特定的制度性因素——如货币体系与银行体系的具体构成——密切相关，从而根本不可能存在一套普遍性的信用理论？在马克思的手稿中，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恩格斯选择在普遍性层次上呈现马克思手稿中的研究性材料，由此招致了对马克思的一种批评：他不当地将19世纪英国信用体系的特定历史条件加以了过度普遍化。

（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

恩格斯凭借其在《资本论》第三卷补编中所撰写的“价值规律与利润率”一章，对《资本论》的诠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该章中，他主张：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出现之前，简单商品生产已存在了数千年，在这一阶段，商品按照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进行交换。他援引马克思的一处随笔性评论来证明这也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正确的”；《资本论》第三卷，第896页）。至于这种“简单商品生产”是否真实存在过，或许是经济史学家需要考察的问题；但恩格斯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资本论》的诠释而言意义重大：《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被视为阐述这种（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规律的部分（《资本论》第三卷，第899页）。恩格斯由此助长了一种对《资本论》的历史主义式解读——这种解读在考茨基（1887年）广为流传的《资本论》通俗化读本中已初露端倪。《资本论》第一卷开篇所阐述的商品与货币，由此被转化为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范畴，而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这一（理论）问题也被转化为一种历史上的时间先后关系。然而，正如1857年的《导言》以“劳动”这一概念为例所表明的，马克思深知一个问题的存在：表面上简单的范畴，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具有不同的含义。¹²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句话中已然阐明的，他所分析的并非前资本主义简单商品生产中的商品，而是将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的“元素形式”加以分析（《资本论》第一卷，第43页）。马克思在其手稿最后一章回顾自己论证时，以同样清晰的笔墨写道：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简单的范畴，即商品和货币的场合，我们已经指出了其神秘性……”（MEGA II.4.1，第848-849页）

然而，恩格斯以自己对《资本论》开篇所阐述内容的理解为底色，将这句话改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甚至是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即商品和货币的场合，我们已经指出了其神秘性……”（《资本论》第三卷，第826页）

商品与货币由此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简单范畴，而变成了商品生产的最简单范畴。

四、结论

恩格斯于1894年出版的这部著作，绝非对马克思手稿的单纯整理，而是对原始手稿的大规模改编。恩格斯的介入中，只有极少数得到了明确说明，绝大部分改动对读者而言仍处于隐蔽状态。这些介入本身也绝非仅属形式或文体层面：它们蒙蔽了读者对手稿实际完成程度的判断，为手稿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解答（却未说明这些解答出自恩格斯之手！），乃至在某些段落中，当原文妨碍他的诠释时，恩格斯直接改变了原文的论证走向。因此，恩格斯的版本不能再被视为属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第三卷；它并非如恩格斯在补编中所写的，是马克思文本“以其本人阐述的完全真实面貌”（《资本论》第三卷，第889页）的呈现，而是对这一阐述的深度改编——一个经过预先诠释的马克思手稿教科书版本。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恩格斯未能进行一次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文本整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个时候的版本编辑工作，尚无需满足如今这般严苛的文本忠实性要求。编辑者所享有的自由度远比今日宽泛，尤其当编辑者在精神上与被编辑的作者高度相契时更是如此。此外，对恩格斯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出版一部能够在阶级斗争中作为工人阶级思想武器的著作——这一目标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切合时代的迫切需要。而且，在审视所有这些批评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整理出版这份手稿本身是一项难以置信的巨大成就——马克思曾在一封致恩格斯的信中说，除他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将这份手稿整理成可读的形式（1866年2月13日信）。

尽管如此，对恩格斯的动机与做法所抱有的一切理解，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判断：他所呈现的文本，绝非《资本论》第三卷。未来一切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讨论，都将不得不回归马克思的原始手稿。

然而，这份手稿本身也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资本论》第三卷——若以第一卷的完成程度为参照标准，则更是如此。因此，它确实如恩格斯在序言中所说，是一份“初步的、不完整的草稿”。然而，其中的缺漏并非单纯属于量的层面。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马克思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充分完成一幅已经完整勾勒出来的图景。在相当多的地方，甚至根本不清楚在现有基础上这些草图应当呈现出怎样的面貌。马克思远未解决所有的概念性难题。即便是他著作中已经充分展开的部分，如第一卷的价值论与货币理论，也包含着若干模糊之处，令人不禁怀疑：在现有基础上，《资本论》是否有可能以任何方式得以完成。¹³